常言道，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听学者们在文学馆“纵论”，实在犹如一卷精华在手，省却光阴无数。拿“三国”来说，大学者刘世德开篇就破题：这部书的正式的、准确的、科学的名称，应当是“三国志演义”。为什么呢？这牵涉到对“演义”二字的理解。用今天的话说，“演”就是阐述、表现、介绍、发挥等等的意思，“义”就是书的内容、蕴涵的思想、故事情节等等的意思。“三国志”当然指的就是二十四史当中的陈寿的《三国志》。所谓“三国志演义”，用通俗一点的话说，实际上就是“演《三国志》之义”的意思。所以“志”字是不能缺少的。接下来，罗贯中的小传、籍贯、生卒年及在创作《三国志演义》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作品传世，娓娓道出。 刘世德讲“水浒”时就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，对我还仿佛在昨：素材好比是做衣服的布料，作品好比是一件漂亮的衣服。布料是一片一片的，零散的。把它们堆在一起，相加起来，并不能成为一件衣服。必须经过裁缝师傅的巧手，零散的布料才能变成漂亮的衣服。布料好比是素材，衣服好比是作品。而那位巧手裁缝就好比是作家。伟大的作品必然是伟大的作家写成的。没有伟大的作家，也就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。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是“累积”而成的。任何伟大的作品，都是通过天才的头脑、天才的手，创作出来的。而且，这种创作又必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。没有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，就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，伟大的作品。 刘世德讲“三国”时又反复如此强调，只为说明一点：像《水浒传》一样，《三国志演义》也是一部优秀的作品，伟大的作品。罗贯中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。《三国志演义》通过罗贯中的创造性劳动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。它绝对不是什么“累积性”的作品。好作品，优秀作品，伟大作品，不是靠“累积”就能得出来的。好作品，优秀作品，伟大作品，是靠作家的头脑，作家的手“写”出来的。侯会在他的《从史实传说，到经典演义——罗贯中是如何创作〈三国演义〉》的演讲中，举出大量生动有趣的例子，力挺此说。 “纵论三国”共分成十五讲，各有精彩看点。无论是段启明讲“择主而事的三国谋臣”的文臣谋略，还是张俊论“五虎将”与“曹八将”的武将忠勇，都凸显出三国作为智慧书的灵性。刘世德谈起“三国”复杂的版本问题，真是当行出色，把个枯燥的话题讲得有了生气，而且，以扎实的考据本领，显示出非比寻常的上乘功力。写过小说的周思源，巧妙地从创作的角度来分析，既然《三国演义》的宗旨是“拥刘反曹”，那为什么刘备不是第一主角？周瑜的“冤屈”是罗贯中让他为艺术献身造成的。周先慎将《三国演义》战争描写的特点和成就，精练地概括为六个字：丰富、深刻、生动。“三国”是一部什么书，到底要表现什么呢？段启明总结为八个字：“歌颂仁政，崇尚人谋”，这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的主题。在他看来，《三国演义》毫无疑问是儒家的。但这里面无疑有道家色彩，比如诸葛亮的外在形象，披着道氅，拿着羽扇，讲八卦，呼风唤雨，再加上隆中的神秘氛围，人物好像就有了道家的味道。这些不过是《三国演义》的艺术手段，把诸葛亮写得飘飘欲仙，只是为突出他的智谋与未卜先知的性格。 但这一切都离不开对人物成功的艺术塑造，以曹操为例，正如郭英德所说，罗贯中在描写曹操奸诈、残忍一面的同时，并没有回避，而是生动地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另一面。换言之，在作者笔下，曹操虽是一个反面人物，却不失英雄本色。作为英雄本色的突出表现，作者很注意写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。他在与刘备“煮酒论英雄”时，就曾说过：“夫英雄者，胸怀大志，腹有良谋，有包藏宇宙之机，吞吐天地之志者也。”可见，是他的王者气质、政治智慧和枭雄性格，造就他成为“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”。单就写人物来说，我觉得曹操是《三国演义》中塑造得最复杂、最丰满，也最真实、最可信的一个艺术形象。 听或读高品位的学术演讲，毋宁是求学问道的一条捷径，因为演讲是学者们把书斋学问做到满腹经纶以后的口语化表达，比起令人望而却步、面孔严肃、严守规范的学术书籍，它更深入浅出，更言简意赅，更易于大众接受。当然，演讲录音整理出来也会变成印刷体的方块汉字，但扑面而来的现场感，分明一下子使走出书斋的学问鲜活了起来，连文字都仿佛带上了演讲者的表情似的。尤其是当莅临现场的听众再来捧读时，便宛若又置身其中，耳提面命之下回味起演讲者在彼时彼刻是怎样一个眼神，怎样一个手势，都会觉得十分惬意。我就是这样。 正因为此，主持“在文学馆听讲座”四年多来，我始终觉得，能以文学馆的这块平台，在学者与公众之间搭起一座沟通、互动的桥梁，我也得以结识许多所敬仰的学术前辈，是我的幸运。